愿意行使国家委托管辖权或者委托国家行使其管辖权的地方政权或财税独立的市镇合作公共机构，须向国土公共政策会议提出请求。
首先，针对政府滥用公开豁免事由致使公开不足，《条例》修订草案的四点回应是：(1)第5条首次明文规定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谨防例外压倒常态。[9]早在2004年，中纪委办公厅对政务公开的宪法基础就有如下表述：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42]但政府数据开放的前提和基础仍在于政府信息公开，这也是为什么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2条将政务信息资源定义为政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文件、资料、图表和数据等各类信息资源，其中政务部门是指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据此，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几任主管机关而言，其宪法基础始终植根于《宪法》2条第3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原则。(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性质：对应参与民主，而非代议民主 就基本性质而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参与民主原则下的公开，而非代议民主原则下的公开，两者有关联，但不得混同。因为政府信息不是政府私产，而是属于人民，唯有公开才能为其服务。更重要的是，从实定法角度而言，这一立场在《条例》立法目的条款中得到了系统、全面的表达。
其在《条例》中则体现为第13条(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满足自身生产、生活和科研需要)和第16条(各级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例》中，该地位体现于第6条(政府信息公开应准确，否则应澄清)、第7条(确保多个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第14条(信息公开不得侵犯个人隐私)和第25条(公民有权要求更正与自身相关的不准确政府信息)。审批式的赔偿委员会制度更是独树一帜，冤错案件的受害人在寻求救济时，不能起诉对其构成加害的公权力机关，而是只能向其申请赔偿。
当下，我国以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其根本意义之一就在于扭转审判体系纠纷解决能力持续孱弱的局面。[37]按照达玛什卡的观点，基于共同价值和目标，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分歧能在团体内部通过寻找中间立场得到解决，所以，共通立场大意即是指围绕共同价值和目标所形成的立场范围。[69] 比如，法院认为虽然瑶溪街道办事处一次性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名目是‘生产生活补助费，但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事项就是针对上诉人养殖场被拆除及其造成的损失问题，……瑶溪街道办事处支付给上诉人的生产生活补助费已经包括了对上诉人养殖场被拆除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11]倒挂，比喻应该高的反而低，应该低的反而高。
受害人若是坐地起价，而赔偿义务机关又拒不接受其赔偿请求，程序就可能陷入僵局。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行赔终字第1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有意见认为，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同级法院拥有法律监督职权。（二）程序性制度悖论：司法程序行政化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司法救助的程序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种种迹象表明，政策实施功能对国家赔偿制度的持续主导状态已越发难以为继。国家从完全豁免于赔偿责任，到承担代位责任，再到承担自己责任，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摘要: 国家司法救助与国家赔偿有着天然的制度亲和性，但在本土化的国家责任概念下将两者并立，不但无助于司法救助的制度发展，还固化了国家赔偿制度的政策实施色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其纠纷解决功能。[30] 参见刘跃南、鞠晓雄：《刑事司法赔偿的实际运作——以广州市法院系统的实践为视角》，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第103页。[39]若使国家赔偿标准高于民事赔偿，那么，国家就表达了个人利益优先于公共（财政）利益的价值取向，反之，则表达了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36] 参见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42-61页。
[53]有研究指出，实践中，法院在处理一个赔偿案件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需要耗时半年以上。[56]参见王锴：《从赔偿与补偿的界限看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方向》，《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67页。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1期。如果说前者是在逻辑法条主义支配下将个案适用于法条，那么，后者则是在实用法条主义支配下将法条适用于个案。
若欲使议价筹码达致均衡，不能单纯依靠提高赔偿标准和扩大赔偿范围，更重要是要关照细节。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黔高法委赔字第4号决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6〕最高法委赔监273号决定书等。然而，这并非是国家赔偿正式制度的功劳，而是得益于纠纷解决所需的议价筹码均衡和程序中立性在正式制度以外得到了实现。[57]实际上，早有德国学者指出，征收是一种合法的高权措施，而责任以违反法律为前提，这两点应该相互排斥才对，而不是搭配在一起。在这样的国家责任概念之下，基于能动型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赔偿与其他国家给付之间没有必要做出类型区分。[59] 汉语词责任的其中一种英译responsibility，词根response意即回应，响应。
这一阵营往往会在取得赔偿之后迅速将利益瓜分，而政府或赔偿义务机关则被置于新一轮的危害社会稳定的威胁之中，陷入极为被动的地位。[5] 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10页以下。
无论如何，在立法和修法的过程中，赔偿请求人的程序利益一直不是被首要考虑的因素。尽管达玛什卡所建构的法律程序理想类型，主要是以刑事诉讼制度为分析和比较的对象，但其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0]如此设置，固然彰显了人权保障的意义，但从制度上来看，更为关键的要点或许在于，决策者对国家责任体系有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构思，而国家赔偿本身又在程序上具有增设国家司法救助的一些基础条件。在很多情况下，均衡状态非但不能实现，反而走向了另一种不均衡状态，使得政府或赔偿义务机关遭到维稳等制度外议价筹码的挟持。
[25]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穗中法委赔字第8号决定书，另参见陈希国：《国家赔偿法中直接损失的法律解释》，《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3期，第101页。对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议价筹码均衡和竞赛程序中立这两个基本要素中得到解释。[52]参见注[35]，第255页。司法体制改革应警惕政策实施与科层化的反渗透。
[61] 参见注35，第36-38页。对于行政赔偿，单独提起或是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都采用诉讼模式。
[34] 同注32，尹红国、李玉祥文，第189-190页。法院对于正式制度明确规定的赔偿标准和范围通常保持严格遵守的态度，但对于纠纷双方在案外所达成的息诉罢访协议，却表现得异常宽容。
[39]因此，除了受到国王不能为非这种传统主权豁免观念的影响以外，代位责任原则或许还受到了回应型意识形态的影响。[36]参见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42-61页。
[27] 参见秦新举：《论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国家救济的理想路径——刑事赔偿、补偿与救助的辩证协同》，载孙潮主编：《国家赔偿审判前沿》（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而纠纷解决型程序更注重对个案具体细节的密切关注。同时，法院采用判决以外其他形式（包括撤回诉讼请求，调解达成赔偿、补偿、救助协议或其他方式）结案的数量占比从2003年的68.8%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93.1%，法院对这些案件既未判决赔偿，也未判决不赔偿。于它们而言，国家赔偿制度只是、或尽可能只是纯粹的纠纷解决型程序。
李茂生：《日本刑事补偿制度简介——以补偿的性质与求偿机制为中心》，《月旦民商法杂志》2010年第27期。比如，在国家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入质证、听证的程序。
[65] 参见李萍：《论判决文书公开视野下决定类文书说理的问题——基于国家赔偿法律文书制作之思考》，载孙潮主编：《国家赔偿审判前沿》（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页。[29]该数据源于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于2003年至2016年间出版的《中国法律年鉴》，共14册。
[12] 地方上的操作，如《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的计算公式就将月净利润作为参数之一。[41] 参见注35，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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